2009年 化合物之年：沪亚公司的研发故事

五年前，Mireille Gingras在美国圣地亚哥创办了一家名为Sitara的许可顾问公司，专门研发早期药物化合物。她到欧洲和日本的公司和研究机构筹措资金，但无功而返。

后来，Gingras到中国作了学术旅游。在这里，她深深地为中国“海归”们的才能和科研工作所折服，他们在西方国家得到生物学培训并回到祖国，运转着学术实验室和本土生物技术公司。基于此，她立刻回到家乡、关闭了Sitara公司。她立即着手进行基金筹措，并集中她的团队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专门研究中国化合物的无穷宝藏。

2005年1月，自称为“连续创业家”的Gingras创办了沪亚生物科学国际有限公司，公司名称是上海和亚洲的中文缩写组合（请参见公司网址：http://www.huyabio.com/）；在此之前，她还于1999年完成了两个神经生物学博士后学位后，成立了一家名为MIR3的软件公司。她将公司设立在圣地亚哥和上海，当年花费了的大部分时间走遍中国，与众多研究机构、政府生物技术园区和新办公司的负责人们进行交流和探讨，并时刻关注着最有前途的新候选药物的研发进展。

“我们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Jan Tuttleman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占全球人口的20%，但是其制药产业却只占了全球市场的3%。在中国，创制的新药是极其少见的，因为政府是根据制造成本制定药品价格、而没有考虑到研发成本。因此，中国的一些药物开发商开始把他们的视野移向海外，而作为占据了全球超过7000亿美元的药品市场的近一半份额的国度，美国成为了一个潜在有利可图的大市场。

沪亚公司正在开辟一种独特的协同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司许可了许多早期阶段的化合物在西方国家进行研发，同时也认可国内的合作伙伴们持有中国市场的权利。HUYA 公司的营销副总裁Jan Tuttleman称：“我们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在最近一次的统计中，公司研究的化合物数量已经接近一千个，这是沪亚公司与其众多合伙人在过去四年中辛勤合作的结晶。

2007年3月，沪亚公司取得了其第一个化合物的研发许可：这是一种具有抗肿瘤活性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由位于深圳市的微芯生物科技公司研发得到。七个月以后，他们还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那里买断了第二种化合物的研发许可，这是一种从传统中草药中提取的抗心律失常化合物。Gingras称，到此为止，沪亚公司已经成为了第一个持有两个在中国有研究许可证的早期化合物的西方公司。目前，第一个化合物正在中国接受二期临床试验，第二种化合物的相同的试验也有望在短期内启动。该公司还计划来年初开始对这两种化合物在美国进行临床一期的试验研究。但是，尽管公司在初步的工作中取得了成功，其过程却是来之不易的。首当其冲的障碍比如：如何取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认可，并接受来自于另一个几乎是无知的国度的数据。

沪亚将要做什么

去年五月，Gingras和她的同事们与FDA官员们洽谈有关递交HDAC抑制剂的“研究中新药（IND）”申请表的事务。沪亚公司肿瘤学部的执行副总裁Michael Newman 说：“我们对事情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FDA会怎样看待这些来自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呢？ 他说，“我们竭尽全力”向FDA提供了所有来自中国的临床和临床前数据。事情取得了成效，FDA同意接受所有的中国数据，并基于此支持开始研究中新药（IND）申请的程序，而沪亚公司原计划今年才实施此程序。Newman高兴地说：“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成果，是对我们的工作方法的最大认可。”

David LePay是FDA临床科学的资深顾问，他拒绝对任何特殊的研究中新药申请进行评价。但是他称，沪亚公司的工作方式“可能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在研发早期就来到了FDA。“说到底，应用来自美国以外国家的临床前数据是有特殊规定的，但是事情也是可以灵活掌握的。”毫无疑问，沪亚公司不是来自中国的唯一西方公司。大多数大型制药公司在中国都有营销和制造机构，其中有些企业，比如罗氏和拜耳先灵制药公司，甚至还在该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但是沪亚公司的运作方式却是与众不同的。

一旦早期（研发）化合物得到了认证和许可，沪亚公司就使用中国的数据来决定：哪些实验需要在不同的临床和实验室标准下进行重复，哪些进一步的效能和毒性研究还需要进行，以便使这些化合物满足西方国家研发过程的要求，其中包括研究中新药。最后，沪亚公司计划将其化合物全部出卖给大型药企，以获取相应的利润。Gingras 说：“我们的模式是只做到二期临床研究，我们就不再继续下去。”同时，沪亚公司还拥有天使投资以维持公司的运营，Gingras如是说，尽管她拒绝谈及细节。

泰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EO) 叶小平说，在创新药物发现十分缺乏的中国，沪亚公司的专业特长是非常紧缺的；泰格公司是中国最大的合同研究机构之一，目前正在与沪亚公司合作开发两种受许可化合物。他说：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收到的创新药物化合物“的申报数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一百个。而且，由于沪亚公司拥有一个专家委员会，他们可以在如何依照国际标准开发化合物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咨询。”

Paul DeRidder是位于美国加州尔湾市Crystal Cove Capital公司的一位风险合伙人和北京邦融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一位合伙人，他说：“我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模式，在中国的众多学术机构中，有大量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沉睡其中，有待于人们的挖掘。”

位于纽约市的斯科翰娜金融集团的一位中国卫生护理分析师Ding Ding 说：“在中国，对早期化合物进行许可研发毫无疑问是物有所值的。”但是，其缺陷是做事的程序上有所颠倒。就创新而言，药物研发、前沿科技研究等方面，美国目前仍然是大量领域中最先进的国家。她并不认为只有在中国进行的化合物研究才是富有前途的。

为了所有在中国研发的化合物

沪亚公司目前有十余名职工，分布在中国四大主要生物技术中心：上海、北京、深圳和杭州，在其美国总部也有相同数目的雇员。沪亚公司在中国的团队在17个治疗地区对潜在的候选药物进行搜索研究。

沪亚公司日益增长的数据库中有大约30%的化合物已经在中国成为了研究中新药及其通过许可类型，Gingras称之为“甜蜜的部分”，并有大约15%处于临床研发阶段。沪亚公司已经拥有了其中一些化合物的优先购买权，他们还对其它部分签署了保密协议，并且对更多的化合物进行跟踪研究（公司拒绝提供详细的投资组合之明细表）。为了发现更多的化合物，沪亚公司还与六个政府生物园区、一个研究所和一所大学签署了专有性的第一优先合作协议。Eric Topol是位于加州拉荷亚市的斯克利普斯健康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官，他还是沪亚公司的心血管医学顾问，他说：“不相成比例的是，与他们申请保护的知识产权数目相比，他们取得的成效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2008年12月，沪亚公司与位于新泽西州的先灵葆雅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赋予该制药巨头公司在某个特定的治疗区域拥有这些制药的专有权（沪亚和先灵公司都拒绝指明是在哪个区域）。David Nicholson是先灵公司全球项目管理高级副总裁，他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工作模式，它使我们能够迅速建立与大量（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和研究园区的合作关系。” 今年4月，沪亚公司又宣布了另外一项与位于伊利诺伊州的雅培实验室的“战略性联盟”。

Tuttleman说，这些与大型药企的合作协议充分体现了沪亚公司扩张的商业模式。“与以前那种针对个别化合物进行合作的模式不同，目前，我们是针对整个投资组合进行投资，这样就使我们为与我们的中国合伙人们的关系进行投资。”但是，一位来自大学健康网络和多伦多大学的全球健康研究者Sarah Frew警告说，沪亚公司可能会在发现愿意进行进一步许可协议的合作者方面遇到麻烦。她说：“大多数中国公司的视野是非常地局限于国内的”，对外来合作者都很谨慎小心。

对此，Gingras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她将她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先行者优势(first mover advantage)”。但是，她进一步说，沪亚公司已经很优秀了，因为它已经获得了其中国本土合作者的信任。

沪亚公司的一位临床顾问、来自宾州Wynnewood小镇的托马斯杰弗逊大学医学院的Peter Kowey说，“很明显，世界正在变小。目前在世界上，有很多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已经显著地提升了研究实力，可以进行重要的医学和科学试验。与这些国家合作只会使我们的工作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