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迁到昆明的“中央防疫处”群英荟萃，一些研究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抗日战争期间，迁到昆明的“中央防疫处”群英荟萃，一些研究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昆明研制的中国首批青霉素 

■ 尹朝平 谢 炜

1945年9月2日“中央防疫处”庆祝同盟国胜利大会全体职员在昆明合影

工作中的汤飞凡

中国牛痘苗生产用毒种“天坛株”创始人齐长庆

“中央防疫处”在昆明的生产大楼

    坐落在昆明西山脚下的高峣村，如今已成为昆明市区的一部分。而在70多年前，高峣还是滇池边的一个小小渔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微生物、药物研究和疾病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于1939年迁到昆明后选址于高峣设立实验机构，使这个渔村聚集了一大批国内一流的文化、科技人才，其中不乏大家。当时的高峣村民不可能知晓，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一群年轻人，在艰苦的环境中，正开展着堪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微生物药物研究和疾病防疫工作。

    就是在昆明高峣村，1944年9月5日，诞生了中国首批青霉素。由于近70年的岁月尘封，这一发生在春城昆明的重要史实已经不为太多人知晓了。今天，让我们重拾记忆，回望逝去的艰难岁月与曾经的辉煌。

    中国微生物研究摇篮——“中央防疫处”

    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清政府派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先驱伍连德先生，带领防疫团队赶赴疫区，通过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靠着防疫团队高达10%的殉职率的“血肉长城”，一场数百年罕见的鼠疫大流行，不到４个月就被以中国人为主的防疫队伍扑灭了，开创了中国运用现代医学手段对流行病进行防控的历史。

    1917年，绥远（今河北、内蒙一带）发生鼠疫，蔓延晋、冀两省，致使3万余人死亡。当时北洋政府内政部决定建立永久性的防疫机构。1919年3月，中央防疫处正式成立，选址在北平市（今北京）天坛内，由内政部卫生司司长刘道仁兼任中央防疫处处长。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设立的国家卫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生产、研究专门机构，也是当时全国主要甚至唯一的传染病研究和生物制品生产机构。这个因疫病频发而产生的研究机构，在随后的30年中，因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被迫数次辗转迁移——

    中央防疫处成立后，我国很多著名的微生物学家都在这里工作过，如林宗扬、陈宗贤、齐长庆、谢少文、汤飞凡、黄有为、沈鼎鸿、郭可、朱既明、方纲等。中央防疫处的工作由应急传染性疾病起始，当时开展的研究工作有伤寒、霍乱、痢疾、肺炎、脑膜炎、猩红热、淋病等细菌学方面的研究、供应预防传染病的疫苗和治疗用抗血清。

    中央防疫处的微生物研究和药物研制工作更是从零开始。当时科研工作中的灵魂人物当数齐长庆先生，他出色的工作为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重大贡献。齐长庆是中国牛痘苗生产用毒种“天坛株”的创始人。1926年，他从一位天花患者的痂皮分离了一株天花病毒。这株病毒经过猴-兔-牛等动物交替传代减毒，首先培育和固定了中国自己的牛痘苗生产用毒种，被命名为“天坛株”。齐长庆的“天坛株”牛痘苗毒种，一直用于我国牛痘苗的生产，直到消灭天花病为止。

    1935年，国民政府卫生署令中央防疫处迁往南京，将原天坛防疫处旧址改为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

    抗战爆发后，中央防疫处又再度迁移。

    中国首批青霉素在昆明自制成功

    抗日战争期间，国内许多科研机构和大批的顶级科研人才迁到昆明，中央防疫处就是其中之一。

    1937年9月，侵华日军进攻南京。1937年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央防疫处也迁往长沙。此后，又几经颠沛流离，这一集防疫、微生物研究和药品研制的全国性的机构，最终在昆明安顿了下来。刚到昆明时，中央防疫处借用昆华医院一栋老旧的楼房开展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后转移到西山脚下的高峣村。

    1941年，中央防疫处在著名医学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汤飞凡的领导主持下，为抗战生产急需的血清和疫苗。在战火纷飞的岁月，研究人员在西山下、滇池畔，坚持阅读世界各国的学术期刊、杂志和书籍，每周在汤飞凡家中举行一次读书会，交流讨论世界微生物学的发展情况。他们紧跟世界抗生素研究潮流，积极开展研究，使我国微生物药物研究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还在某些方面进入世界前沿领域。

    正是通过这样的文献讨论会，拉开了我国研制青霉素的序幕。

    汤飞凡先生在《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写道:“民国三十年秋，昆明中央防疫处文献会之某次周会内，曾由魏曦技正报告：关于Abraham, Chain和Florey诸氏在Lancet杂志上，所发表对于青霉素或盘尼西林之研究一文，据称青霉素，既无毒质，且具充分杀菌效能，对于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因此引起吾人深切之注意，同时以青霉素既系霉菌所产之物，则其制造，自属生物学制品范围之内，是以吾人深欲一为试探。”汤飞凡、樊庆笙、魏曦、朱既明、黄有为等年轻的科学家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跟进医药科研的最新领域，立即着手开展青霉素研制工作。

    制造青霉素首先要找到能产生青霉素的青霉菌。朱既明、卢锦汉等人考虑到霉菌在自然界分布极广，受云南霉豆腐制作方法的启发，他们就从鞋靴、旧衣、水果、古钱及其它一切可能之处收集霉菌，涂布到培养基上，寻找纯种霉菌。据当事人撰文回忆，其中卢锦汉和汤飞凡得自肉渣培养基中及皮鞋上的菌种最佳。分离菌种的工作从1941年冬一直进行到1944年春，经过上百次试验，共获得帚状霉菌40余株，能产抗生素的有11株。

    1944年9月5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诞生。第一批出品仅5瓶，每瓶5000单位，其中两瓶送往重庆，两瓶分送英、美两国鉴定，均获好评，余下一瓶珍藏至今。

    第二批青霉素即进行了临床试验，由惠滇医院姚汉平医生选出外科创伤后血中毒症已治疗无望的数位病例，注射中国自制的青霉素后，均痊愈。以后又在昆华医院进行临床试验，效果甚佳。

    对于中央防疫处的工作，世界著名胚胎化学家李约瑟博士（即《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曾给予高度赞扬。抗战期间，李约瑟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中英科学合作馆主任，他到昆明考查时，目睹了中央防疫处的工作情况，并将所见所闻发表于英国的《自然》杂志。他说:“在昆明地区的另一处是国立中央防疫处，由中国最有才干的细菌学家汤飞凡医生主持，并有黄有为医生和一大批工作人员协助。去年这里生产了500万支伤寒疫苗。这个研究所还生产天花、白喉疫苗、破伤风类毒素和许多其他用品，包括诊断伤寒的肥达氏试验和诊断梅毒的康氏试验所需的抗原。正在生产斑疹伤寒疫苗，并有一试验小工厂生产青霉素。尽管缺乏自来水，他们的工厂仍保持高标准的洁净。在培养装瓶和检验部门还有一个效率极高的系统。……在好几个月里，仅有的一个锅炉还漏水，很不安全，每晚用完后都要修补。就是靠这台锅炉进行所有的消毒，供应蒸馏水等，幸亏未曾发生事故。用特别设计的方法重新利用琼脂是这个所的典型传统，在没有被鱼过分破坏之前，透析是在湖里的一个木筏里进行的，后来用很有限的材料在陆地上装配了一个透析槽。”这段文字除赞誉之外，当时设备简陋，物品短缺，以及中国科学家艰苦创业的精神也跃然纸上，藉此不难想象科学家们为研制青霉素所付出的艰辛。

    当时，全世界青霉素供不应求，我国青霉素也极其短缺。青霉素的试制成功，在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时中国抗日部队和驻滇美军的伤兵，最大的幸运就是能有机会用上青霉素消炎，在昆明诞生的青霉素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的生命，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生物制品和微生物学、免疫学的研究骨干中，不少人当年都在昆明或北平的卫生防疫处工作或学习过。

    全世界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汤飞凡先生

    汤飞凡在昆明领导、主持研制出了中国最早的青霉素，成就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他和他的团队的出色工作，也为云南微生物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人才，促进了云南微生物研究的发展。这里再费一些笔墨，介绍一下这位具有卓越贡献的科学家——

    汤飞凡又名汤瑞昭，1897年出生在湖南醴陵一个偏僻的乡村。汤家在当地曾是旺族，到汤飞凡出生时，家道早已中落，靠父亲设馆教书维持家计。汤飞凡1914年进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习，1921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北京协和医院。1926年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细菌学研究，1929年回国后从事研究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汤飞凡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走出安静的实验室，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汤飞凡动员夫人参加红十字会的后勤支援，自己报名参加了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前线医疗救护队，到第一线救护站救治伤员。上海沦陷后，汤飞凡目睹侵华日军恶行，他放弃高薪，加入了中央防疫处，并随防疫处辗转来到昆明。作为中央防疫处处长，他带领一群热血报国的青年科学家，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坚持科学研究，在微生物医药研究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

    1945年1月，中央防疫处更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汤飞凡继续担任处长。1947年，在世界微生物学会第四次大会上，他当选为常委。新中国成立前夕，汤飞凡拒绝了国外一些机构的重金聘请，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要他去台湾的打算，坚决留在北平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初期，汤飞凡任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当时，一些地方的烈性传染病仍然很猖獗，他带领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同志，争分夺秒地研制急需的疫苗、血清。为了使生物制品能在国家监督下安全生产，他提议并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程》。1957年，他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还兼任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研究员兼主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全国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汤飞凡一生的学术研究领域十分广泛，1955年他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科学家。这是他继抗战时主持研制出了我国首批青霉素后，取得的一项世界顶级水平的科研成果。他成功分离出的沙眼病毒（沙眼衣原体），在国际专业领域也被称为“汤氏病毒”。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它把长期处于低潮的沙眼研究推上了高潮。有了病原体可供试验，全世界沙眼的治疗和预防在短短几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1958年9月30日，汤飞凡在北京逝世，年仅61岁。

    1982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眼科学大会上，国际沙眼防治组织为表彰汤飞凡的卓越贡献，追授他金质奖章。同年，“沙眼衣原体分离培养”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纪念他的卓越贡献，中国邮电部于1992年11月22日发行了汤飞凡纪念邮票。

作者单位：云南日报社

原载2010年12月31日《云南日报》第11版：文史哲